它與經濟發展和普通人的個人利益息息相關，很可能會成為每年兩會的話題，去年也不例外。
在3月7日的兩會招待會上，司法部副部長樓繼偉也回答了是否提高起征點的問題。他說，稅法草案將于去年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本質上，一般來說，老百姓所珍視的主要稅收問題是:糧價、房價上漲，那么門檻能不能提高？家庭負擔重能少繳稅嗎？
經過一年的調查，這些問題很多都是選舉出來的，常委們也無可奈何。在去年的兩會上，有很多關于個稅改革的議案和建議。我們不妨看看當選的常委們是如何回答官員們的問題的。
這位官員說:三年前，我的月薪是5000元，今天還是一樣，但是月租和伙食費漲了不少。5000元的工資在我們這個特大城市并不算極低，但是凈利潤也就3000多。貧窮真的很尷尬。
董明珠(赫拉克剌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省人大代表):到目前為止，3500塊錢在很多城市只能生存，但是這幾年糧價變化很大。提高稅收門檻可以讓中產階級對消費者有更好的戰斗力，有助于擴大內需。
評論:五年沒有調整起征點。這五年來，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了7%至15%。相比之下，消費物價指數(CPI)只下降了2%到5%，所以人們看著避稅工資就應該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本質上，如果加上物業價格，兩者的比例會降低很多。
如果工資剛過門檻，每個月交的稅可能只有幾塊錢或者幾十塊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更容易受到價格的影響。避稅工資每年少交幾百塊，真的提高了貧困的總質量。因此，隨著食品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變化，稅收門檻逐步提高是合理的。
官員說:我去年34歲，寶寶馬上一歲。寶寶出生前，我們家一個月收入3萬多。雖然交了很多稅，但貧窮還是美好的。孩子出生后，夫妻倆要上班，所以沒人照顧孩子。他們堅持了很短時間，或者決定丈夫辭職在家帶孩子。家里多了兩個人吃飯，卻少了兩個人賺錢。我一個月不到2萬的收入只有1.3萬，到處都需要扶貧。
張兆安(全省人大代表、天津文學院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每個公民好像都是一個家庭，家庭是個人利益的基本貨幣聯盟。家庭的收入能比一個人的收入更全面地反映戰斗的支付能力。另外，中華民族已經逐漸進入老齡化社會，一個家庭供養多個老人的范圍會更廣。再加上“二孩”政策的放開，如果家庭可以作為個人所得稅的核算單位，就能更好地體現公平稅率標準。
評論:不管你是一個“吃飽了，但全家不餓”的女人，還是一個“上有老人下有小人”的家庭支柱，只要你的勞動力市場是一樣的，到目前為止的稅收制度都會收你一樣的稅。司法部副部長樓繼偉在兩會接待期間表示，“單純提高門檻是不公平的”就是針對這種情況。
在去年的省兩會上，很多民選和常委都提出了按戶計稅，還提到操作性極強。但是，在承認稅收的可玩性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個人所得稅與普通人的貧困有關，完善稅收制度責無旁貸。普通人可以等一兩年，但顯然不適合等下去。
李玟說:公司的朋友家在拆遷后被分成了兩間客房，其中一套是他自己租出去的。月租和工資差不多。今年他炒股賺錢后，管理工作明顯沒有當初希望的那么好。相反，他把大部分精力和周數都花在了融資上，收入翻了一番。雖然我們的工資差不多，但是實際收入相差很多，但是個人納稅要交同樣的錢。他的其他收入怎么能不納稅呢？
袁立群(美的集團副書記、總裁、全省人大代表):我建議盡快推進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征收工作。比如一些房地產的投資收益，可以針對涉及一個人的頻繁項目的所有收益進行合并納稅。
對于連續的工程項目，建議實行按月預付、按年收款的收款方式。很多人的月收入可能強也可能弱。過幾個月，獎金會高一些，稅收會多一些，但是下個月的收入不會少很多。如果在當月提前支付，今年清算，會合適得多。
評論:中國個人所得稅項目分為11類，工資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催收方式采用的是春扣、分批的字樣，所以工資、薪金都是提前扣除的。這里的問題是，很多高收入者嚴重依賴工資性收入，他們的收入可能是避稅的，工資少，避稅方向多，具體繳納的稅額減少了。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分類收集與證候收集相結合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