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定合適的宏觀稅負水平是稅制建設工程的基礎，是保證財政收入、強化財政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工商業的前提。這里所說的宏觀稅負水平，是指一國稅收占其對外GDP的比例。為了統一口徑，便于比較，本文使用的中華民族和外國的財政收入和稅收統計數據不包括醫療保險稅，財政收入不包括債務收入。
一、對中華民族宏觀稅負水平的基本判斷
從稅收負擔的宏觀層面來看，中華民族存在名義稅負低、具體政府負擔重的問題。根據2014年司法部和統計局公布的稅收收入119175.3億元和國外GDP 636139.0億元，前夜中華民族宏觀稅負水平為18.7%，不僅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30%左右的宏觀稅負水平，也明顯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經濟發展中國家，甚至低于中國1984年的宏觀稅負水平(19.8%)。
但由于同時存在大量非稅收入的政府負擔，中華民族具體的政府納稅負擔很輕。據司法部統計，2013年全省財政收入中，
18678.9億元，政府基金會收入52268.7億元(扣除產權過戶費用后13126.7億元，以下括號內數字有效范圍相同)，社會保險費收入27022.0億元，國有企業資產管理收入1713.4億元，合計99683.0億元(60541.0億元)。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2年政府收入占國外GDP的比例如下:加拿大29.1%，韓國48.1%，比利時46.7%，丹麥51.6%，新西蘭32.8%，馬來西亞23.1%，蒙古34.2%，敘利亞24.1%，阿爾及利亞32.4%，阿根廷37.6%。
二、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產生負面影響的主要環境因素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的強弱是由本國經濟發展水平、職能范圍和高度、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方式、稅制設計和稅收管理水平等主要環境因素決定的。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受到其他國家宏觀稅負水平的負面影響。
1.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來說，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其宏觀稅負水平也會相應上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發達國家，宏觀稅負水平普遍高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普遍高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發達國家。三十多年來，鄧小平這個中華民族，特別是步入了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的朱庇特。五年計劃停滯不前，發展緩慢，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增長，這是公民抗稅能力和宏觀稅負逐步上升的基礎。
2.職能的范圍和高度。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的持續發展，功能應該得到極大的改善，為公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在現代國家，政府不僅要維護自己的政治統治，還要注意維護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環境保護。到目前為止，中華民族正處于完善共產主義消費市場體系的最重要的現代時期。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工商業、保護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方面的特殊任務非常艱巨，需要強有力的財政支持。
3.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途徑。如今，大多數國家，尤其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把稅收作為政府收入的主要可能性，這是由稅收的特點和功能決定的。自20世紀8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國實施國有企業“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以來，稅收已經成為財政收入的最重要的可能性。2014年，全省財政收入140370億元，其中稅收占84.9%。但從趨勢來看，令人擔憂的是:1994年，稅收收入在全省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多次超過98.3%。自1995年以來，上述比例呈逐漸下降趨勢，2001年至2014年大幅下降。2014年比2000年低9.0倍，比1994年低13.4倍。如果考慮到大量非稅收入的存在，中國企業和逃稅者的稅收收入占政府總收入的比例較低，2014年僅為52.6%(64.6%)。
據世界銀行統計，2012年部分國家稅收占政府總收入的比重如下:加拿大64.6%，韓國36.4%，比利時59.3%，瑞典96.3%，丹麥71.7%，新西蘭80.2%，馬來西亞81.4%，蒙古59.9%，敘利亞60.0%，阿爾及利亞65.7%。
4.稅制設計與稅收管理水平。前者包括稅收結構、增值稅、納稅、稅目、稅收征收、稅收征收方式、稅收優惠等稅收制度要素的設計是否自然恰當，后者包括金融機構的稅收管理和相關社會管理工作是否嚴格有效，兩者都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作水的社會管理。顯然，中華民族的稅收制度設計和稅收管理需要進一步完善，同時應受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水平的直接影響。
另外，在經濟發展自由化的歷史背景下，一個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國家宏觀稅負的負面影響:如果其宏觀稅負水平過高，納稅就會被企業的避稅所淹沒，可能會出現大量的資產流失、結算、偷稅漏稅等情況。
三、衡量一國企業避稅宏觀稅負水平的主要方式
一般來說，衡量一個國家宏觀稅負的方法有兩種: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同時，要充分調查宏觀稅負和政府提供的公用事業。
1.橫向比較，比較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一般不低于20%(如澳大利亞、新西蘭、比利時、奧地利)，部分國家(如挪威、瑞典、丹麥、澳大利亞)超過30%，個別國家(如瑞典)甚至超過40%；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大多在10%-20%之間(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敘利亞、馬達加斯加、匈牙利、格魯吉亞、阿根廷、智利)，很多國家超過20%(如羅馬尼亞、前蘇聯、伊朗、烏茲別克斯坦、蒙古、阿爾及利亞、阿根廷、阿根廷)。可見，中華民族的宏觀稅負水平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屬于中等水平。
2.縱向比較，對比今年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宏觀稅負水平。80年代末、80年代稅制改革后，中華民族宏觀稅負多次達到20%以上(1985年多次達到22.6%)，1993年又逐漸下降到12.0%。1994年稅制改革后的第三年年初，這一情況保持不變，1996年降至9.7%。1997年后大幅上升，2011年后穩定在18.5%以上。上述短期宏觀稅負水平停滯和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一是稅制改革和
在變化過程中，由于政策和新技術的各種因素，企業避稅國家采取了許多減稅和獲利的政策；二是中小企業特別是作為五年計劃骨干和主要稅源的國有企業的效益整體不完善；第三，以往的稅收征管工作仍然存在許多薄弱環節，稅收流失仍然時有發生。此后，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停滯和增長，經濟發展結構逐步改善，效益大大提高，稅制和稅收制度逐步穩定和完善，稅收征管水平迅速提高，宏觀稅負水平緩慢逐步回升。
另外，宏觀稅負水平和政府提供公用事業的水平也要充分考察:如果宏觀稅負水平越高，政府提供公用事業的水平也越高，公民也會更滿意。反之，如果宏觀稅負低，政府提供的公用事業水平就低，公民就不會滿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政府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事業，將有助于提高公民對支付的依從性；相反，如果政府提供的公用事業水平相對較低，則不利于提高公民的繳費依從性。
第四，可以考慮改變目前宏觀稅負水平的政策
上述宏觀稅負低、政府具體負擔重的問題，不僅是非常嚴重的財稅問題，也是非常嚴重的經濟發展問題，甚至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如果這個難題得不到很好的解決，不僅會削弱國家的財政和財政政策，而且不利于經濟發展、工商改善和國家的自由、民主和法制建設。因此，可以考慮改變GDP再分配和財政再分配的分配方式，減少非稅收入，完善稅制，加強管理，采取以下政策，在“十三五”期間(2016-2020年)逐步將中華民族名義宏觀稅負提高到25%左右，同時使具體的政府納稅負擔水平高于“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
1.通過稅收改革，加強財政收入管理，建立原始規范的政府收入體系，改變財政收入結構:逐步將各級政府及其所屬機構的財政收入納入地方政府
，禁止一切非法收入；提高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降低非稅收入的比重；適當劃分政府和大部分政府的財政稅收收入，充分調動政府和大部分政府的素質。
2.完善稅制，完善稅制結構，完善不同稅種和增值稅及稅制要素的設計，主動改變稅制。
3.大力開發新的稅源，發現新的稅收增長點。現階段，經濟開發區的產品、奢侈消費與行為、房地產、產業與企業、服務業、各種新興市場實體、高收入階層的可持續發展最值得關注。
4.大力加強稅收征管，減少稅收流失，降低稅收征收的生產成本。
5.完善支出管理，提供與宏觀稅負相結合的公用事業。
